德国日前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失败，得票数大幅落后于胜出的欧洲小国葡萄牙与奥地利，在首轮投票中即被淘汰出局。
这是德国多年来的一次重大外交挫折，虽然引发德国舆论的强烈失望和热议，但深层次的反思并不多见。应该说，德国本次竞选失利不是偶然，世界多数国家对德国近年外交政策与作风并不认同。
落选颇具戏剧性
德国外交深受道义机会主义困扰，是此次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件本身也很有戏剧性：现场主持投票和宣布结果的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是德国前外交部长，被认为是德国“道德外交”的主要推动者。德国现外长瓦德富尔则代表德国接受失败，他上任以来多次表示要推行务实外交，但道义机会主义风格依旧明显。通常而言，前后两任外长接力竞选，加上联大主席一职自带光环，德国当选是可以预期的，但他们一起见证的却是“道德外交”的失败。
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图源：GJ
就在投票前，瓦德富尔还释放了乐观信号。他强调德国是“国际法捍卫者”，将在安理会代表中小国家发挥更大作用，德国团队内部也对前期竞选的拉票结果很有信心。然而，所有的人事优势、拉票时获得的承诺以及基于拉票承诺推断出来的胜选乐观，都增强了败选的惨痛。拉票数多于实际得票数这一现实，更是让德国外交官自尊受伤。
种种细节说明，德国外交的自我认知与许多国家的感受相去甚远。
道德上双重标准
外交当然要讲道义，这是一个国家获得世界各国信任的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自诩道德优等生，对他国内外政策指手画脚，甚至制裁干涉，这是以道义和规则之名行霸道之实，是道义机会主义外交的核心表现。
德国民众期待本届政府重回务实外交传统，但政府执政一年有余，道义机会主义外交风格未见根本改变，还在消耗此前务实稳健外交积累的国际信任和尊重，此次败选正是佐证。
道义机会主义外交不受欢迎的关键原因是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德国这些年在应对俄乌冲突、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美国非法入侵委内瑞拉、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等一系列事关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采取了随相应国家变化的选择性立场。其中，如何对待以色列极大地考验着德国。有学者认为，德国缺乏区分历史上对犹太人所犯罪行与当下以色列国家行为的勇气。但关键还是德国不敢对国际强权力量说“不”，只好用历史叙事遮掩。缺乏勇气和定力，实际行动与自我道德定位相去甚远，自然要在国际上丧失公信力。
道义机会主义外交不受欢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言行不一。应该说，近年来德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各地区事务，也作出了不少贡献。但与宏大的宣示相比，实际贡献却在下降。以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为例，德国2023年的经费投入是121.1亿欧元，2026年下降到100.06亿欧元，占政府总预算的比例也从2.6%下降到2%。几乎同一时期，德国国防开支却从500多亿欧元剧增到1000多亿欧元。
道义机会主义外交的问题还在于不能担负现实责任，取舍之间患得患失。面对俄乌冲突，国际社会期待德国作为欧洲大国发挥外交优势，推动休战。然而，德国执意反对与俄罗斯谈判，让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国家失望。奥地利外长在奥地利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后迅速表示，将推动与俄罗斯和谈。推动以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这正是奥地利获胜的重要原因，也是德国的丢分项。
认知与现实落差
德国朝野各界为此次败选震惊，各党派之间及前后两届政府之间却相互推诿责任，恰恰说明德国对世界的认知与现实的国际政治间出现了很大落差。外交需因时而变，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德国国内形势均处于深刻变化中，德国外交战略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换言之，德国沉浸于自身欧洲大国定位与价值外交理念中，忽视了国际权力格局和各国利益诉求的深刻变化，外交原则思路与实操方式逐渐脱离多数国家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认知，最终难以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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